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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繁体字激起千层浪 繁简之争是闹剧
[ 2009-8-20 10:47:21 | By: yanhbz ]
 

近日,老愚在其博客上发表了《季羡林老人谈国学》一文。文章称,2月1日,他在与季羡林谈论国学时,季羡林明确提出读古文必须读繁体字,并称汉字简化是歧途,追求效率更不是简化字的理由。该文一出,顿时激起千层浪。

        17天26万点击量

        时间仅隔一天,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在博客上发表了题为《从秦始皇统一文字看汉字的简化》的文章。他分析,从历史上看,简便易写的隶书在秦朝就代替了秦始皇强制推行的小篆,充分体现了文字规范“从简、从俗”两大原则。文字的功能在于交流,文字形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实用性。因此,王立群认为,“创造简化字、推广简化字是正确的”,而时下我们“不应非议简化字”。

        截至2月18日,老愚这篇博文的点击量已经逼近26万,还有三千多条跟帖评论。王立群在博文的“附记”中更是声称近期要到北京电视台录制一期有关简化字的节目。这一波热议似乎还有蔓延的趋势,但喧哗过后,会留下些什么呢?

        繁体“爱”字里有“心”

        “从俗、从简”的原则就是从汉字的实用性上考虑的,强调其交流功能。而季羡林显然还把汉字置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里进行思考,他认为中国文化的信息都在繁体字里。无独有偶,2月18日,另一拜访者也发表了博文《看望季羡林先生》。文中吐露出一个细节,1994年后,季羡林写“爱”字坚持用繁体,因为繁体的“爱”字里有“心”字,没有心又何来爱呢?

        时代发展至此,我们不得不再次审视汉字的功能。这是一个古老而似乎早有定论的问题,但我们最终的争论焦点往往根植于此。由此,我们还必须进行两个向度的极限追问:一味强调文字的交流功能和便捷性,汉字的下一个目标会不会是拼音化?简体字是否意味着是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障碍?

        千百年后汉字拼音化

        对于第一个追问经常被视为荒谬可笑。孰不知,1951年毛泽东就曾明确指示过“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当年直接参加文字改革工作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从学术上讲,世界文字发展的规律表明:文字的演变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原始文字时期、古典文字时期和字母文字时期。而汉字目前尚处于古典文字时期。”作为当年改革派中的“稳健派”,周有光如今出言依然谨慎。他表示,虽然他有相关的理论认识,但汉字朝着拼音化发展可能已是千百年后的事情了。这不是当年改革的任务,也不是目前能说得清的。

        但如果字母文字被认为是更高阶段的话,接下来的问题是,那些只强调文字的交流功能和简洁性的人们是否也可以欣然接受汉字的这个未来命运?更多的普通民众呢?

        文字改革无碍继承传统文化

        对于第二个追问,从目前的讨论情况来看,持否定态度的占大多数,我们用惯的简体字一下子成为继承中华文明的障碍,这个判断人们即使在情感上似乎也无法接受。当然这种讨论,在摒弃了曾经的政治因素之后,不少专家从学理层面也进行过审视。着名语言文字学家胡明扬告诉记者,汉字的繁简之变在汉字的演化史上还算小的,从甲骨文、大篆、小篆到隶书,汉字的字形一直存在着巨大变动,而我们现在能看懂的楷书也是到唐宋时期才稳定兴盛起来的。

        如果以汉字的演变为标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早就被“割断”了好几次。
        胡明扬表示,“文字改革大方向正确,有些字的处理上也确实存在问题,科学精神还不足,但与阻碍继承传统文化无关。”他同时表示赞同季羡林关于“皇后”的“后”与“以后”的“后”字混用错误的观点,也提出将“斗争”的“斗”与“一斗米”的“斗”混为一字的遗憾,进而他认为汉字还要进一步改革。重新进行调整因早期改革引起混乱的字,甚至也可以将现在笔画较多的字再改得简单点。

        “复古倒退”的帽子扣得草率

        其实,追问的目的并不在于在短暂时间内能给出是非分明的答案,而更倾向于传达一种有意思的思考。已99岁高龄的季羡林是公认的国学大师,可能他还有一个身份很多人不知道。1954年1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组成立,这个直接“操刀”汉字简化的国务院直属机构成立时共有23名委员。据相关材料显示,季羡林是目前唯一还健在的委员。作为汉字简化工作的参与者,他走了半个世纪又回到原点上来思考问题,仅扣一个“复古倒退”的帽子似乎过于草率。

        自从《汉字简化方案》1956年1月由国务院正式公布以来,在半个多世纪里,汉字的“繁简之争”就没停止过。最近的一次是在2008年3月,宋祖英、黄宏、郁钧剑等21位文艺界的政协委员向两会联名递交了一份《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的提案》,瞬间点燃了人们对于简化字的热议。褒贬双方发泄完了情绪,这一话题也很快地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每一次“繁简之争”来临时,论争双方的个人情绪都得不到有效控制,意气之争的成分很大,甚至都不是在一个层面上展开的对话,最终可能产生有意义的探讨都很轻易地被划过。只钟情于自我的言说,不屑于也没耐心倾听对方到底在表达些什么;力图将对方逼进预设的死胡同,将对方贴个“复古倒退”或“粗鄙无知”的标签,如此一来只能以闹剧收场。为什么这个话题会反复被谈起,怎样才能获得一种建设性的讨论,是时下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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